宝卷（靖江宝卷）
靖江讲经的来源
靖江讲经是靖江民间流传的一种说唱曲艺形式,讲经的“经”称为《宝卷》，是从唐代变文而来，变文是一种佛教俗讲，即将佛具里的神变用通俗的话语表达出来。它是传播佛教教义的有效手段，也是中国最早的说唱文学。《宝卷》传入靖江约于元末明初，到了清代，经过讲唱者——“佛头”的不断口头加工，已发展到基本定型阶段。靖江讲经以纯粹的靖江吴地方语言流传于世，并自成体系，独具地方特色，是我国古代宝卷至今唯一还在民间以“做会讲经”形式讲唱、传承的“活化石”。
靖江讲经的内容
靖江讲经以《宝卷》为基本内容。《宝卷》可分为“圣卷”、“草卷”和“科仪卷”三类。
“圣卷”，也叫“大卷”，讲的是菩萨的凡间身世及期修行成佛的故事，比较流行的有《三茅卷》、《大圣卷》、《梓童卷》、《地藏卷》等十多部。
“草卷”，也叫“小卷”，是“佛头”根据旧小说或其他讲唱文学改编的世俗故事，有《罗通扫北》、《五虎平西》、《薛刚反唐》等几十部。
“圣卷”是正宗的《宝卷》，内容虽然是在宣扬菩萨，但已掺入大量的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且故事曲折，情节生动，语言又是地道的靖江方言，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这就淡化了宗教色彩，增加了地方曲艺性和文学性。
靖江宝卷的来源
靖江宝卷是中国明清时代盛行的讲经宝卷的一部分，既受南北方讲1化的影响，同时在传承过程中又加入了许多地方特色，形成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融佛教俗讲与民俗、民谣、传说故事于一体的靖江宝卷。宝卷是做会的“副产品”，正是有了民间信仰的做会，才有用于“做会”的讲经宝卷，所以，研究靖江宝卷的起源，必须先探讨靖江做会的起源。明代民间宗教的做会是很普遍的。既有佛教的民间活动，也有民间道教的做会，更多的是三教合一的民间宗教的一般信众。明代民间宗教的讲经做会在全国很普遍，靖江也不例外，至少在明代中期以前就出现了。1990年8月靖江马桥出土的明嘉靖间刘志真墓中，有一张《冥途路引》，是朱刘氏嘉靖十八年（1539）三月二十六日做会时发给的“随身执照”。这是目前能看到的靖江民间做会的最早的实物。朱刘氏名志真，生于明成化元年（1465）十一月十二日，卒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十九日（据墓中《明故朱母刘孺人墓志铭》），活了八十六岁[①]。这张“随身执照”填写的时间是嘉靖十八年，时年七十五岁，距去世尚有十一年。从发掘时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约略看出明代当时民间宗教做会的大致内容[②]。这张《冥途路引》的全称是“州府□山流传冥途路引”，厚皮纸，版刻刷印，名姓、日期为手填。虽破损严重，仍能看出主要内容。大意是说众生男女受富贵名利迷惑，“不信天堂地狱”之说，宰杀猪羊鸡鹅等，堕入汤镬、碓磨、拔舌地狱，“饮浓血食，受大捶楚，永无出期之日”，“普劝善男信女，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持斋念佛”，“信女刘氏，词称名属乙酉十一月十二日……志诚虔心”“赍此文引前诣冥途诸王殿下，比对生前所除罪目，改录善功……乞判人天之善道，今比丘三宝敬依，永世不脱人身。……善男信女遵佛泽流通，无令懈怠，有所公据……。”“右给付随身执照”。下标做会时间，最后是释迦牟尼的画像。
这张《冥途路引》，是当时靖江民间宗教做会讲经的产物，所做的会也即后来靖江讲经中的明路会。其证有三：
首先，冥途路引，意即冥间路途的导引。也即进入西方天堂的凭证。对于死去的人称为冥路，而对活着的人称为明路，意思是相同的。这就如同陪葬的冥器，人们习惯上称作明器一样。朱刘氏在七十五岁活着时做的会，不可能叫“冥路会”的，而应该就是“明路会”或“延生明路会”。这张《冥途路引》就是民间宗教常见的“天宫挂号”的奏表，或称“查号合同”，做会时一式两份，一份在会后烧掉，等于送上天宫挂号标名，一份自己保存，是自己死后进入冥界的“随身执照”，这是当时明路会所做的留着日后升天用的“凭证”。
其次，从后来靖江宝卷的资料，也可以看出二者内容是完全相同的。靖江所做的明路会叫“延生明路会”，现存有两种宝卷：《升天宝卷》、《篆香庆寿开关》都是做明路会时用的。这两部宝卷都是为老年人延生祈福用的。《升天宝卷》里说：“明路善人西方去，佛国里面去安身。西方有座琉璃阁，金阁银门昼夜开。阿弥陀佛来接引，接引善人坐莲台。此处就是安身处，万古千秋伴如来。”[③]《篆香庆寿开关》：“一颗印，交与你，三宝凭证。明路人，西方去，紧紧随身。”“有香板，为文契，交付与你。明路人，西方去，广种福田。”[④]都是为人以后到西方极乐世界祈福的。
第三，这张《冥途路引》简短的一叶纸中，涉及到了地狱十殿阎罗及西方的极乐世界，可知当时的做会，必定有讲经的活动，而且所讲的无非是极力渲染地狱的恐怖，烘托西方世界的美妙，有了这一纸合同凭证，就可以躲过地狱的灾难，躲过胎卵化湿四生，逢凶化吉，被阿弥陀佛接引至西天，这也可以从现存的两部明路会的宝卷得到印证。
由此可知，至少在明代嘉靖时，靖江的做会讲经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那么在做会时用于宣讲的宝卷，当也随之而产生。
靖江讲经明代已经定型
讲经宝卷大多是一代代口头传承的。从最早的讲述开始，一代代口头讲下去，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与语言，层递累积，形成现在的文本，所以一本宝卷里，有不同时代的词汇习语，明代的，清代的，近代的，现当代的都有，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的痕迹。这些有助于对靖江讲经的时代的断定。
从现有的靖江宝卷的文本看，也可以证明靖江宝卷起源于明代中期以前。靖江宝卷中许多地方透露出明代讲经语言的信息。如《香山观世音宝卷》里的监斩官名叫“忽必烈”，这自然不是元世祖的名字，而是蒙古人一般的姓氏称谓。讲经者只是随手拈来这个前代习用的人名，这种称呼是讲经者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信手拈来的，颇有一些下意识的成份。也只有在明代会拿前代外族人作为一个反讽的对象。宝卷中还留有许多明代讲经的痕迹。
从宝卷中经常出现的历史名词，可以看出，靖江讲经中的许多程式和语言，在明代就已定型。比如宝卷中屡屡出现的“十三省”，这就是典型明代词汇。众所周知，中国的行省的划分，元代时除了京师附近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外，在河南、浙江、湖广、陕西、甘肃等处设十一行中书省，简称“十一行省”。明代改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除南北两京直辖地区外，共有十三布政使司，而习惯上仍称行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