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鞠通与山阳医派

吴鞠通与山阳医派，淮安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医药类项目。

吴鞠通其人及其医学成就

吴鞠通（1758—1836），名瑭，字配珩，号鞠通。他出生于清代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河下镇）一书香门第。其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后得温病而逝。吴鞠通36岁正式行医，悬壶济世四十年，著《温病条辨》、《医医病书》和《吴鞠通医案》，享誉大江南北。“伤寒张仲景，温病吴鞠通”。长期以来，中医界认为他与汉代张仲景比肩而立，并为我国中医史上两大柱石。

吴鞠通生活的年代，是温病盛行的年代。当时的医生找不到医治温病的良方，很多人死于温病。吴鞠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与侄儿因得不到正确救治而死去，又目睹了许多因误治而惨死的生民，痛心疾首，对天长啸：“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为拯救生民，他毅然决然地“弃举子业”，“专事方术”。本着“一病不知，医者之耻”之态度，吴鞠通认真钻研医学经典，遍读晋、唐以来诸家学说，“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然未敢轻治一人。”他为什么不敢轻易地给病人治病？这是吴氏对生命个体负责、对医生这个神圣职业负责。

按照中国传统中医理论之要求：“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断不可作医以误世。”而当时一些医生只读了《汤头歌》、《药性赋》之类的医书便忙于行医。吴鞠通批评道：“今人不读古书，安于小就，得少便足，爱简便，畏繁重，喜浅近，惧深奥，大病也！”他认为医生必须博读诸医学经典，应该是“上而天时，五运六气之错综，三元更递之变幻；中而人事，得失好恶之难齐；下而万物，百谷草木金石鸟兽水火之异宜”。在其《医医病书》之《不读古书论》篇中为学医者列出了一些必读之书，如儒家经典包括《易经》、《周礼》、《礼记》、《诗经》。医学经典有《神农本草》、《灵柩》、《素问》、《难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他深切期盼“后之学者，其各以明道济世为急，毋以争名竞胜为心”。

对于世间一些很势利的医生，喜好给有钱、有地位、有权势人看病，治病用药因“人等第”而异之行为，吴鞠通深恶痛绝。他批评说：“名医之病，首在门户之学，其次则以道自任之心太过，未免奴视庸俗……又误大事，做成庸医杀人。”时下医者“用药以三分、五分、八分、一钱为率，候其真气复而病自退，攘已为功；稍重之症，即不能了”，且“多骄且吝，妄抬身份，重索谢资，竟有非三百金一日请不至者，为自己打算则利，其如人命何？”他看到了一些“时医之病”的丑陋本性，行医“或谓之买卖，或谓之开医店，可耻之极，遑论其他。且以市道论，杀人以求利，有愧商贾远甚。”这让他感到十分心痛。

吴鞠通常言：“医家要有割股之心”。他不仅这样说了，更是这样做了，他给病人看病不分贵贱贫富，不管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皆一视同仁，用心皆一。遇到贫病交加的人，他不仅施予医治医药，甚至于还给予钱谷；对被别人治坏了或不肯治的病人，以及怎样反复无常的病，也都能恪尽医责。他成名后，对病人依旧是有求必应。哪怕探亲访友，甚至路遇不相识的人，亦会替人治病。据说，古北口外一家，两妯娌皆寡妇，膝下一子双祧，得病吐血不止，情况十分危急。时正值隆冬大雪，山道险滑，一老者虽挨门跪求，亦无医肯赴。吴氏古道热肠，虽出诊怀柔偶遇，亦连夜赶赴，一日夜方赶到，孩子终捡回一条性命。

吴鞠通所著的《医医病书》,从多方面对时医一些不良行为提出批评和鞭挞。书中也同时提出了“医非上智不能”、“医非美材不能学”、“医非格物致知者不能”等观点，认为良医必须是“果、达、艺”三者兼备。

中国传统医学将外感引起的所有疾病，分为伤寒和温病两大类，而后者发病率尤高。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很长一段时期，“医温病者，毫无尺度”，往往是“病东药西”，以致出现用《伤寒论》治温病的错误方法。是吴鞠通彻底改变了“以伤寒治温病，自唐至今，千古一辙”的局面。

用治疗伤寒方法治温病，导致“死于病者十之二三，死于医者十之八九”。虽有诸多医家对此提出质疑，但始终没有脱离“伤寒”体系。吴鞠通在诊病之余，总结前人医学成就，批判地吸收张仲景、吴又可、叶天士诸名家学术之精髓。同时，结合各种病例，仔细研究揣摩温病，在温病之病名、病因、病证、辩证论治等方面，溯《内经》，宗张仲景，熔叶天士及诸家学说于一炉，总结出一整套的治疗温病方法。

吴鞠通主张温寒有别，认为温病具有表热证，伤寒具有表寒证，治疗“温病最忌发汗”，宜清热通津，开表透汗，令表解肺热自清。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春夏间，“都下温疫大行”，群医束手，百官无策，京城夜空恐怖诡谲，人们日日惶惴不安。时年36岁的吴鞠通“临危受命”。他尊经不泥古，临证百变，药也变，“合病情用之，不合者避之”。治特殊病常不拘常格，治以法外之法，许多“大抵已成坏病”者，但经他治疗，“幸存活数十人”。医家评介曰：“瑭在京治温病，全活甚众”。在京城治温病，是吴鞠通正式替天下人治病之始，从此一发不可收。他一生治人无数，活人无数。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许多实用方剂，如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等。据悉，现在临床使用的方子十之八九出自其手。更有医著《温病条辨》和诸多医案留给后人，成为后人学习和研究温病的重要参考资料。

《温病条辨》是我国中医学第一部系统地、完整地、有创见地论述温病辨证论治规律及理、法、方、药齐全的温病学全书，它彻底纠正了“伤寒”与“温病”同- 治的弊端，“俾二千年之尘雾，豁然一开。”论证了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湿温、秋燥、暑温、冬温、温疟等九种温病证治，确立了清热养阴的法则，具体提出了清络、凉营、育阴治法，使后人在治疗温病时有了“尺度”。医家评价曰：“是书于温病固详且备矣。”

吴鞠通还阐述了三焦辨证纲领，认为上焦以心肺为主，中焦以脾胃为主，下焦包括肝、肾、大小肠及膀胱。指出了“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始上焦，终下焦”的传变规律，提出了“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降不安；治下焦如沤，非重不沉”的治疗原则。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的温病辨证治疗体系。其对病邪传变规律和治疗原则的阐述，对指导临床治疗用药意义重大而深远。

《温病条辨》“羽翼《伤寒》”，如今被列入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是习医者必读之书。因此奠定了吴鞠通在中医史上的地位，享有一代温病学宗师之美誉。

“大医精诚”这句几千年来中国医家的铭训、华夏医道中诚信与医术并重的亘古不变的高尚品格，在吴鞠通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继承了我国历代名中医为医、为学、为民的三大宗旨，其治学精神、医德品格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

吴鞠通之《温病条辨》问世，推动了中医温病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楚州河下文士顾竹侯在1917年为太医韩达哉《医学摘瑜》一书作序中指出：“吾乡襟淮带海，代产名医，自吴鞠通先生著《温病条辨》一书，发明伤寒温病之异，与夫三焦受病治法之不同，嗣是医家始不囿仲景之论……”

山阳医学流派

山阳医学因淮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千百年来，在历代朝廷开拓州、府、路医学的推动下，依靠民间医家家传师授而不断发展，特别是吴鞠通后的清末民初的山阳县，名医更是辈出，有“山阳医家”扬名于世。山阳医家运用“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结合诊治疾病，由此形成独树一帜、在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山阳医学流派。它与安徽新安医学、广东岭南医学等同为我国近代中医药最有影响的医学流派之一。

一、山阳医家以吴鞠通为宗师，不仅在临床上学习应用吴鞠通的温病学思想，还注重宣传、光大其温病学思想。刘氏医门中以刘少方为代表、张氏医门中以张一周为代表、汪氏医门中以汪筱川为代表叫响了河下中医。其中汪筱川致力提倡医学、创立“山阳医学校”，成立山阳医学研究会，以继承发扬山阳医学。到清末时，人们谈到医学时就有“南孟河，北山阳”之说。民国初年，古河下镇，诊所、药铺林立，喻为“丛医镇”。

二、山阳医学通过家传师授而绵延不绝，门徒众多，遍布全国各地。汪筱川家学渊远，世承中医外科，自言“予生徒有百余人，行医各处……皆名声大震”。应金台施医以大方脉著称，授徒60余人。据悉，山阳医派从形成至今名医达500多人。清朝末年有李宗坤、刘金方、高映青、何金扬、王丹林、季风书、刘小泉、韩达哉、范萃儒、刘鹗等。近代有影响的中医名流则有北京的张菊人、扬子谦、余瀛鳌、程莘农等，上海的刘树农、朱伯屏、姚肃吾，苏州的邱慕韩、河北的岳伟德，徐州的高行素，高邮的汪蔼瑭，淮阴的高景堂，涟水的马景乐，响水的许益升，济南的杜小缘等。

三、山阳医派以温热病研究为中心，全面系统地研究温病的起因、病理、发展变化规律及辨证施治方法，有80多部医学专著传世，其学术特征是：以三焦辩证施治，轻透权衡；治湿热，宣展气机，清灵流动；治温热，存津保液，滋阴救精；施下法，区别应用，扩展变通；学前贤，师古不泥，方法更擅新裁活法园机而多变；遵循经旨，引用经方，法同方同；古法活用，运化经方，方随证变。

山阳医派医家们各怀绝技，分布祖国各地，享誉一方。他们承袭了吴鞠通的治病方法与为医“捍卫民生”宗旨，百十年间，为人类的生命健康山阳医学做出了极大贡献，其“生枯起朽者，不知其千万人也”（韩达哉《医学摘瑜·序》）。

山阳医学现状

吴鞠通的学术思想表明我国中医学早在18世纪末对传染性疾病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和完整的疗效。为中华民族近200年来战胜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传染病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吴氏为宗师的山阳医学对所在区域人群的生命健康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西医东进，中医渐趋式微，一向以家传师授而不断发展的山阳医学日益萎缩，昔日的辉煌已不复存在。现今，发展、传承、光大山阳医学面临着诸多难题：

一是大量医著、孤本散失在民间，难以搜集和整理。据《淮安卫生志》不完全统计，历代医学书籍有30余部，除少数无法找到，大多数还在医家中传抄和珍藏，如刘金方《临症经应录》、李厚坤《温病赋》，何金扬《何承宣医案》、蔡金扬《三世医方录》等大多还是手抄本，且散失在民间。

二是较多秘方、验方没有得到开发利用。楚州历代医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总结出不少验方、秘方，如有400多年历史的“淮安狗皮膏”，太医韩达哉创制的“韩氏家传加减生化汤（丸）”、“避瘟良方”等均有开发价值。又如《温病条辨》书中创制200多个方剂，现常用中成药才近百个，其余的有待开发。

三是没有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楚州区虽在1986年成立了吴鞠通学术研究会，但因为没有经费来源，许多实际工作无法开展。

四是目前通过家传师授的山阳医学名传人已不多。当前具有代表性的传人屈指可数，如袁长新、胡启梅、金士美、骆稚平等。其中袁长新系省名老中医章湘候嫡传弟子，行医数十年，曾任吴鞠通医院（现楚州中医院）副院长，现已退休，但如今仍在该院坐堂应诊。因此，如何培养山阳医学传人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