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江印染工艺

印江印染技艺伴随着我国纺织业的发展而兴起，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印染分为染色和印花两部分，民间称为普染和印染。染色，即以土蓝靛为主要染料，将本地生产的白土布染成月白、月兰、青蓝等各种颜色；印花，即以自制雕版（又称花版、图版、印模、印版）放到白土布上刮灰浆，印制各种图案，经一系列染色工序，成为蓝底白花的成品。

据有关文献记载，印染源于秦汉，兴于唐宋，宋时称“药斑布”，明清时又称为“浇花布”。自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蜡缬的色彩是比较单纯的蓝地白花。到了晋代以后，印染工艺中蜡缬、夹缬和绞缬等染色技术已相当成熟。隋唐时期，印染技术广泛应用，其图案组织与丝织基本一致。到了宋代，印染不仅有单色浇花布，而且能制造各种色浆印花布，尤其是染缬花布深为人们所喜爱。到明清，无论在生产规模，还是技术、艺术上均取得巨大成就，那时不仅有官营纺织，民营作坊也遍地皆是。

印江印染的历史可追溯至元末明初土司统治时期，地方土司重视农业生产，棉花种植在包括印江在内的黔东北地区普遍推广，纺织和印染、服装等手工业逐步兴起和发展。改土归流后，大批汉人从中原迁入黔东北地区，他们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优良品种和生产技术，在民间出现了大量的弹花匠、染匠、裁缝匠、石匠、铁匠、木匠等手工艺者，棉纺、土布、印染业也开始兴盛起来。至清乾隆年间，文学家李海观出任印江知县，号召县内农民广种棉花，振兴纺织，时有织机6000人户，昼夜梭声悦耳，年产白土布30余万匹。印江土家族印染伴随棉纺织业的发展而兴起。早在明清时，土家族已是“女勤于织、户有机声”，大量的土布生产，为印染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土家族印染作坊、铺面在城镇和较大的村寨广泛分布，呈现出“户有机声、寨有染房”的局面。

印染工艺流程繁复，主要包括花版制作、染料制作、染浆制作、灰浆制作、染色、印花等重要环节，每个环节又有几道或十几道,号称“几十道”。工艺的主要原材料及相关材料有蓝靛草、白皮纸、白土布、鸡蛋、桐油等。主要配料有牛胶水、桐壳灰、猪血、土酒、大黄、石灰等。主要制品：按颜色有月白布、月兰布、青蓝布、青（黑）布、灰褐布等，按用途有被面、垫单、桌围、窗帘等。

花版，以本地白皮纸为材料制作，经粘叠、压实、运平、绘图、镂刻、加固定型而成印花的模版，这种模版一经制成，在适宜的温湿度下保存，即可利用十年以上或几十年。雕版图案内容丰富，一般从神话传说及民间吉祥物象中取材创作，以名贵花草或珍禽兽配衬而成。构图形式大致有团窠式、对称式、散点式、花边式、整体式、几何纹式等十几种。图案造型独特，纹样自然、谐调、通顺、流畅，富有灵性和美感。常用的图案有“凤凰升子底”、“罐罐栽花”、“鹿子闹莲”、“喜雀闹梅”、“双凤朝阳”、“二龙抢宝”、“鲤鱼戏水”等近60种。这些图案所寓意的吉祥观念非常明确，是人们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思想感情载体。

在印江土家印染行业广泛流传“梅葛二仙、竹氏夫人”的传说，说梅葛二仙是做印染的祖师，竹氏夫人是做衣服的祖师，并有“梅葛二仙做印染、竹氏夫人做衣襟”的之说，把梅葛二仙、竹氏夫人一并供奉于神龛崇拜。传承人任明武、陈太黄在板溪、刀坝一带的师承脉络是：任永会—任达缸—任明武—王洪初、李伍光、王洪仁、任明世、任廷念；田庆柏（陈太黄的姑爷）—陈明星（陈太黄的父亲）—陈太黄—丁薛野（女）。

印江印染技艺流程繁复、工序较多，但生产过程不具连续性，作坊规模不大，二至五人即可从业操作，方便灵活，可农闲而作，宜家庭式手工作坊式生产，也可规模化生产。其产品古朴素雅、清新明快、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图纹越洗越明、越用越明，耐观赏，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和民族特色。代表作品——“凤凰升子底印花被面”，被专家关注、收藏家亲睐。印江印染是工艺与技术、审美与科学的完美结合，是民众生存智慧和才智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工艺美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至1955年底止，全县织布机发展至1.4万余台，常年从业人员6954人。到1965年，全县印染作坊46户。1990年底止，全县保留织布机1040台，常年纺织者不足300人，印染作坊、染匠逐渐停业，走向濒危。截止2006年调查，印江印染作坊仅存几户，主要分布在板溪坪底、天堂刀坝、合水、沙子坡、中坝等地。

信息来源：省非遗中心